王京生接受中央媒体等联合采访：“文化+”深圳原创法宝

昨天，受市委市政府委托，深圳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、文博会总指挥部总指挥王京生应邀接受了人民日报、新华社、中央电视台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光明日报、经济日报等中央媒体的联合采访，本报与深圳卫视也参与了采访。

经济新常态下，文化产业如何转型升级？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中，文化产业如何大放异彩？

“文化+”深圳原创的法宝 产业升级的利器

——深圳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王京生接受中央媒体等联合采访

第十一届文博会正在红火进行中，经过11年的发展，文博会已成为“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”，依托文博会这一文化创新的平台、文化圆梦的舞台，深圳的文化创意产业实现了跨越发展，城市文化欣欣向荣，充满生机活力。

党的十八大强调，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行业，发展新型文化业态，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、集约化、专业化水平。如今，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，发展文化产业既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，也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。

在这一进程中，深圳多年来的探索和积累的经验，引起了中央媒体的热切关注。昨天，受市委市政府委托，深圳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、文博会总指挥部总指挥王京生应邀接受了人民日报、新华社、中央电视台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光明日报、经济日报等中央媒体的联合采访，本报与深圳卫视也参与了采访。

“10年之间，伴随着文博会的发展，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增长了10倍，速度非常快”，王京生是文博会的策划者和执行者，他分析，从国家大背景看，这得益于中央推动文化建设的种种探索，包括深化文化体制改革、推动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两翼齐飞、为中华文化“走出去”制定一系列国策等。从城市本身来看，这得益于深圳这座城市的禀赋和气度，担当和梦想：“深圳是经济特区，一直在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探路；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，她最年轻、最有朝气，最富有理想和梦想，为创意、创新、创业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。”

在新常态下，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大有可为

人民日报：现在，改革进入深水区，文化产业如何升级发展，有哪些难点，下一步的方向在哪里？

王京生：现在，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，这些年，中央关于文化体制的改革走得非常稳健，推动得也非常有成效。改革进入深水区，对文化产业而言，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。

第一，携前期改革雷霆之势和丰硕成果，现在，正是文化产业大有作为的时候。随着简政放权的推进，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，文化产业发展将继续受益。第二，从产业发展的特点来看，其他产业遇到困难时，文化产业极度活跃和被激活，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最好的一个证明。文化产业可以凭借独特的产业价值链、快速的成长方式及广泛的渗透力、影响力和辐射力，不仅成为全球经济和现代产业发展的新亮点，也构成我国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。

现在，应该利用中国产业的转型期，在新常态下更好地做大做强文化产业。首先，要按照中央的要求转型升级，大力发展“文化+”的模式，推动文化产业和其他业态积极融合，这不仅是文化的幸事，也是其他业态的幸事。二是，抓住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机遇，大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，提升城市文化品位、创新活力，最终成就城市发展的一流质量。三是，利用中国国力日益强盛的机遇，在“一带一路”的国家战略推动下，加快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。

文化产业是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的“主战场”

新华社：从深圳的实践来看，文化产业对创新和创业有什么样的作用？

王京生：李克强总理提出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，我们认为，文化产业是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中最重要的领域，是“主战场”，是大有可为的领域。“文化+”的模式，使所有想创业创新的人都可以在文化产业中寻找到自己的机会，展现自己的才华，是包容性非常大的一个领域。比如说创意无大小，是文化产业的灵魂，深圳有条观念“文化深圳，以创意为代表”，鼓励市民大胆创意。创意没有任何的职业、年龄、学历的限制，只要你的想法符合社会需求，只要能和文化以及各种业态相结合，能推出产品，受到欢迎，都可以展现。

可以说，文化创意产业是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最好的舞台，也是最广阔的空间，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，非常符合中央的希望和要求。这种创业和创新，从长远看，不仅是催生新业态，解决文化产业发展问题，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巨大的推动作用，比如促进儒学的返本开新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对民族文化发展将有巨大的推动作用，甚至会是改造、提升。

当前，可以通过积极开展各种创意活动、创客活动，进一步激发文化产业的活力和能量，文化产业将迎来全新的发展前景。

“文化+”是深圳在文化产业上做出的原创性成功探索

中央电视台：文化产业何以成为深圳的支柱产业，有什么原因和背景？

王京生：从客观上看，文化产业成为深圳支柱产业，有国家推动文化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，有深圳作为改革之城移民之城的无限创意能力与担当精神。从主观上看，有四个方面原因——

第一，得益于深圳十几年前就提出的 “文化立市”战略。一个经济特区，在十几年前提出“文化立市”，需要胆识、需要气魄。文化立市，意味着把文化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、支撑点，作为根本目标，把文化作为城市发展之魂和城市血脉去营造，为文化产业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这个战略，迄今还影响着城市的发展，也昭示着这个城市更加远大的未来。

第二，得益于深圳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找到了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，即“文化+”模式。深圳文化产业之所以能够快速起飞，在于一开始没有就文化而论文化，没有在文化自身的窠臼之中发展文化产业，而是积极主动地把文化和其他业态有意地主动嫁接和推广。比如说，深圳高新技术的发展，为文博会、文化产业增加了科技含量，推动“文化+科技”成为深圳文化产业鲜明特征，深圳最早推出“文化+科技”概念，影响和推动中央提出科技与文化的融合。原来，我们说文化和科技是产业发展的鸟之双翼、车之两轮，而今天，文化和科技是“互为表里”，科技里有文化，高科技必须融合文化因素，产品才更有品质，而文化想做得更尖端，一定要利用高新技术成果。

后来，深圳又探索出“文化+旅游”、“文化+金融”、“文化+创意”等，今天来看，“文化+”模式是深圳文化产业发展的成功模式，是深圳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，如同“互联网+”一样，互联网如果代表着科技和各种业态可以相加的话，文化也有这样的普遍适用能力。今天这个时代“文化+”的模式，不仅铸造了一种新的产业模式和商业模式，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，改变着整个业态。如果各行各业都有“文化+”，那么，我们的生活品质、社会品质、人的素质，都会有很大提高。

第三，得益于文博会的平台。文博会是国家文化走出去的最重要的战略平台，也是中国文化在国内进行整合交融、相互提高、相互激荡的一个平台，这是一个国家行为。文博会设在深圳，但实现的是国家的战略意图，是为国家搭建的。怎么运作好这个平台，是城市的文化自觉和担当。深圳对文博会平台的经营，没有辜负国家的希望和要求，我们把这个平台搭得很好，每年的成交量表明了中国文化的蓬勃发展，而且文化输出能力在不断增加。深圳很好地发挥了文博会的功能，提升了城市的整体文化水平，文博会成了深圳文化产业的总的动员机构、动员平台和展示平台，调动了从市、区到街道，以及每个对文化产业有兴趣的人的积极性，最集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文博会分会场的设立。深圳把文博会的主会场和分会场联合设置，之间的作用是互相支撑。所以，文博会从第一届时只有大芬村一个分会场，发展到现在第十一届里的61个分会场，这个过程生动展现了文博会对深圳本地文化产业的拉动作用，同时反证了深圳文化产业对文博会的支撑作用，两者相得益彰。

第四，得益于一系列政策措施，保障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。

两个客观条件与四个主观条件，推动深圳文化产业从弱到强，迅速腾飞成为支柱产业，也推动深圳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领头羊。

文化发展不仅取决于存量，更重要的取决于它的增量

经济日报：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十几年来的快速发展，乃至深圳今天的文化繁荣，离不开许多人不遗余力的推动。您觉得，深圳文化发展中最值得总结的成果有哪些？

王京生：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，应置于构建一个新兴城市文化发展的整体框架中。谈及深圳文化发展的战略，我们概括为“一个基础理论、两个基本支柱、四型文化”。

一个基础理论，就是文化流动理论。恰恰是文化流动理论，使深圳拥有了文化自觉、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。文化流动理论是对传统的文化积淀论的一个批判，我们强调，文化的发展，不仅仅是取决于存量，更重要的取决于它的增量，而增量是可以依靠人来创造的。文化流动的速度，决定了一个城市文化繁荣的局面和它的影响力。

两个基本支柱，是“实现市民的文化权利”和“捍卫国家的文化主权”。前者讲的是“以人为本”，后者讲的是“以国为基”。实现市民的文化权利，包括了市民文化享受、文化参与、文化创造以及创造成果受保护的权利。捍卫国家的文化主权，是因为文化主权的崇高、尊严和不容诋毁，是我们必须要坚决维护的，通过国家主权的张扬来拓展国家利益。作为大型城市，必须主动承担国家的战略，国家的战略是中华文化走出去，文化走出去的基本载体是什么，就是文化产业、文化产品。因此，深圳就要在这方面积极动脑筋去发展。这两个支柱，是指导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的战略性理论。

四型文化，即创新型、智慧型、包容型、力量型文化，是深圳努力打造的城市主流文化。我特别强调力量型文化，当下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繁荣？并非所有的文化繁荣都是国家兴旺的标志，我们要摒弃那些歌舞升平、消磨斗志、消弭血性的文化，我们需要的力量型文化，强调的是秉性的刚健、意志的坚韧不拔，是充满朝气蓬勃、昂扬锐气、浩然正气和阳刚之气。

文化产业的发展，不仅仅是文化本身的事，还要考虑整体氛围。深圳发展文化产业，离不开“深圳十大观念”的指引。十大观念倡导“鼓励创新、宽容失败”、“敢为天下先”都和文化产业有关，还有“实现市民文化权利”、“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”等，也为产业发展提供了人才资源和高素质的市民。深圳举办了15届的读书月、举办十届的创意12月、举办800多场的市民文化大讲堂等，都是在文化与城市的激荡中，营造健康成熟的文化氛围。

在文化产业发展中，党委政府是倡导者、站台者、守护者

光明日报：深圳推动文博会发展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经验做法，值得全国学习，在这一过程中，党委政府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？

王京生：可以用“三个者”来形容。

首先，政府是倡导者，在各种产业业态都在发展时，深圳率先提出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性产业，这是党委政府高瞻远瞩的战略决定。

其次，政府是站台者，是为文化产业“站台”，但不是主角。在文化产业发展中，政府永远不应该当主角，但应该当站台者，在产业发展需要支持帮助时，要第一时间站出来。有这样的站台者，可以提振企业的信心，增加产业发展的凝聚力和影响力，尤其是当我们提倡一种新业态时，站台者的作用至关重要。

第三，政府是守护者。当文化企业遇到什么问题时，需要政府全天候24小时的排忧解难，文博会一年就举办几天，但全年都在准备，整个政府机构都在运作，都在提供支持。守护的内容，包括政策的制定，也包括为企业发展提供支持。

文博会磨砺出一把“中国文化产业之剑”，深圳是“剑锋”

深圳特区报：您提出，文博会可助推中国文化“打包”走向世界，经过十年发展，文博会磨砺出了一把闪耀的“中国文化产业之剑”，而深圳是“剑锋”。那么，深圳是如何成为“剑锋”的？此外，文博会对深圳的影响，不仅是产业方面的，它对于城市发展以及市民文化品位的提升，发挥着怎样的作用？

王京生：良工锻炼凡几年，铸得宝剑名龙泉。龙泉颜色如霜雪，良工咨嗟叹奇绝。文博会“十年磨一剑”，磨砺出的是一把“中国文化产业之剑”。十年铸剑，全国都在铸，深圳为什么能成为“剑锋”？

第一，深圳担负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排头兵的作用，文化发展是其中应有之义，深圳还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首批试点城市，四次荣获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的称号。第二、深圳在全国率先提出“文化立市”战略，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，而且探索出“文化+科技”、“文化+创意”、“文化+旅游”等一系列产业发展新模式。第三、从发展速度看，十年间，深圳文化创意产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0倍。第四，深圳有文博会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大平台，聚天下之财、聚天下之力，深圳可以争当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“领头羊”。现在，深圳本土文化产业已发展起来。去年，分会场成交量占了总成交量的将近一半，换言之，这半壁江山也体现了国家的战略行为。现在，深圳文化产品走出去占了全国的1/10，体现的也是文博会对本地文化产业的拉动作用。

现在，在“一带一路”、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背景下，深圳党委政府和民间正共同发力，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营造非常好的环境。

说到文博会对城市的影响，文博会提升了市民对文化的关注度，也进而提高了市民的素质与品位。文博会还为深圳市民创造了一个“文化狂欢节”，在每年的文博会期间，深圳人扶老携幼，涌进主会场和分会场，欣赏、品鉴、浏览、淘货，大家津津乐道、流连忘返。文博会，还使全国乃至世界进一步认识深圳，今年文博会吸引的海外采购商就达到了1.8万名，文博会扩大了城市的影响力，吸引更多有识之士纷至沓来。(深圳特区报记者 翁惠娟)